沈钧儒是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主要创建者，被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亲密的朋友”“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他一生追求民主、追求进步，为人民政协制度的创建作出了卓越贡献。

　　尽管有重重危险，沈钧儒和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北上的行程，成为第一批“北上”者。

　　9月13日清晨，沈钧儒等人换了身份，乔装打扮，乘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离开香港。沈钧儒、谭平山当时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平时蓄有长须，很难收藏，只能扮作老太爷。他们途经台湾海峡时遭遇强台风，险些触礁。在大风大浪面前，沈钧儒这位经受过重大政治考验的老人，淡定如常，旅程中还在甲板上晒太阳、打太极。

　　中共中央专门委派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到朝鲜罗津港迎接沈钧儒一行。9月29日，他们抵达东北解放区的首府哈尔滨。

　　待诸事安顿后，沈钧儒等人于10月2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伫待明教。”次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自西柏坡联名复电：“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弟等正在邀请国内及海外华侨、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在目前准备期内，已托东北局负责人高岗等与诸先生面洽一切，尚希随时请教，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

　　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使中国共产党与民主人士面对面协商新政协成为可能。1948年10月，为了更具体地同民主人士商谈召开新政协的各项事宜，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似宜将名单及其他各项拟成一个文件，内容字句均须斟酌。周恩来与中央统战部，拟定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中共中央委托高岗、李富春等东北局负责人，与沈钧儒等民主人士进行协商。

　　在马迭尔宾馆，双方集中召开三次座谈会，围绕《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和《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两个文件进行深入讨论。

　　中共中央对沈钧儒非常倚重。在10月15日中共中央给高岗、李富春的电报中，提出了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救国会、民促、民联七个党派及团体参加新政协的名单，专门提出“你们对名单上的人物有不熟悉之处，可先与谭老（谭平山）、沈老（沈钧儒）详谈，不够时还可与王（王绍鏊）、章（章伯钧）两人谈。”

　　在10月21日召开的第一次座谈会上，七位民主人士中，沈钧儒、章伯钧是“旧政协”的过来人。在大家的建议下，沈钧儒在会上扼要回顾了旧政协会议的情况。他的结论是：“旧政协是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面对面斗争的会议。蒋介石毫无诚意，在美蒋勾结下，放出通过政治协商会议以求和平的烟幕，争取时间发动内战。民盟为和平而奔走努力，结果不仅都归于徒劳，而且是上了一个大当。”这一论断今天仍然是学术界的共识。

　　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如何成立中央政府问题，章伯钧、蔡廷锴主张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一建议。11月3日，中央致电高岗、李富春：“请单独告沈（沈钧儒）、谭（谭平山）、王（王绍鏊）三老：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这是新中国建国程序的重大调整，也是这次协商座谈的重要成果。

　　座谈会期间，沈钧儒、蔡廷锴、朱学范等人还提议将中共中央完善后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送至在港的李济深、何香凝、马叙伦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征求意见。经过广泛协商，中共中央于11月25日与沈钧儒等民主人士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这份协议直接影响到新政协筹备乃至人民政协正式大会的召开。

　　完成新政协“诸问题”的协商讨论后，沈钧儒等人移居到刚刚解放了的沈阳。在沈阳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沈钧儒代表民盟讲话，宣布“民盟中央已议决迁入解放区，为全部、彻底、干净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而努力”。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自此，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明确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