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是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主要创建者，被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亲密的朋友”“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他一生追求民主、追求进步，为人民政协制度的创建作出了卓越贡献。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得到了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迅速响应。据最新发现的一份文献资料记录，民盟中央曾在香港召开会议，讨论“五一口号”和新政协。沈钧儒保存了会议提纲和会议记录。这份文献在人民政协筹建历史上极其珍贵。这背后有哪些故事？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5月1日，毛泽东亲笔致书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负责人沈钧儒，重申“五一口号”精神，并以协商的态度就当时形势的判断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发起者、参加范围、实施步骤等提出建议。这封信开启了政党协商的先河。 “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迅速响应。5月2日，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讨论“五一口号”。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蔡廷锴、马叙伦、李济深等人发言。沈钧儒率先指出：“中共‘五一口号’一呼而天下应，足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非一党一派之主张，而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及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12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认为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

　　5月8日，在由《华商报》召集的“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上，沈钧儒发表书面谈话。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五一”号召是“一个和平的民主的具有建设性的号召”“我们既为中国国民之一分子，我们便有响应的责任与义务。”在这个谈话中，他明确指出：“五一口号”的发布表明中共“在政治上铺下了一条达成民主革命的道路”，体现出中共与全国人民合作、与各民主党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决心与诚意。

　　据最新发现的一份文献资料记录，民盟中央曾在香港召开数次会议，讨论“五一口号”和新政协，沈钧儒保存了会议提纲和会议记录。这份文献在人民政协筹建历史上极其珍贵。它记载和彰显了民主党派响应和讨论“五一口号”的重要细节。会议提纲包括：第五项与其全文的关联在哪里；从国内和国际方面观察，中共为何在这时提出新政协的号召；新旧政协的性质、组织成分、要求目标的不同；新政协的号召对于美帝、蒋介石政府、各民主党派以及全国人民与海外侨胞的影响；新政协统一战线以什么为基础；怎样发动蒋管区同胞和海外侨胞方面响应新政协的号召；怎样从宣传、群众工作和政策研究方面促成新政协之实现。会上，盟员们提出了“我们是要真的和平。新政协一定要比旧政协彻底”，主张“注意研究中共文件”等。从这份资料上看，一开始，民盟对新政协的性质和意义，就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6月14日，民盟发表了《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指出：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其第五项主张“正与本盟一贯的主张相符合，本盟当然愿为这一主张的早日实现积极奋斗”。在这份声明中，民盟倡导在香港开展“新政协运动”“其意义不只在于准备新政协会议本身，而尤其在于通过这一运动来加速独裁政权的覆灭，以为新民主中国之诞生造成前提”。

　　6月30日，中共香港分局召开座谈会集中讨论新政协问题。沈钧儒深谋远虑地提出，新政协的召开时间可以迅速，不必等得太久，因为开新政协号召力度大，利于鼓舞人民解放军军事上迅速发展，同时可以加速敌人的崩溃和他们内部的动摇与分裂。他还建议，新政协应制定共同纲领，宪（法）草（案）则可另组机构来研究起草；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是各省市县选出代表，在蒋管区还拥有半壁河山的情况下，谈不上全面选举。

　　在8月24日的《华商报》上，沈钧儒就召开新政协发表谈话。他就新旧政协的区别、召开新政协的意义、新政协会议应讨论的内容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他强调：“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中，绝不允许有反民主的成分”“参加到新政协中，来商讨国是的，不论党派、团体、个人，必须完全站在民主的一方面。”他还指出，召开新政协是全国人民所热切盼望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全国人民“共同来负责，解决国是”。

　　在“五一口号”发表伊始，在香港新政协运动中，沈钧儒的一系列谈话、文章，对于各界人士了解中共主张、加强引导、提高认识，起到重要作用。这些都为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创造了很好的舆论环境和理论准备。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