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是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主要创建者，被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亲密的朋友”“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他一生追求民主、追求进步，为人民政协制度的创建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沈钧儒诞辰150周年之际，回顾他参与人民政协制度创建的重要史事，对于进一步发掘沈钧儒的伟大精神和优良作风的时代价值，进而深入理解人民政协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具有积极意义。

　　沈钧儒早年曾中进士。国家内忧外患之际，他放弃仕途，赴日本攻读法政。回国后投身辛亥革命，参与爱国民主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成为民主革命运动的主旋律。1936年1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沈钧儒被推选为该会主席。4月下旬，沈钧儒与中共中央派驻上海的冯雪峰取得联系。

　　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14人为常务委员。7月15日，沈钧儒与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共同署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明确表示支持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各方面共同联合起来，结成“广大的民族救亡联合战线”，共同抗日救国。8月10日，毛泽东致函沈钧儒等人“致送热烈的敬礼”，表示希望“同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沈钧儒等人的爱国救亡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强烈不满。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名，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章乃器七位救国会代表，激起全国各界人士的义愤。1937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制造“爱国有罪之冤狱”。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声援下，最终“七君子”被无罪释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沈钧儒前往武汉、重庆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其间，他与周恩来、董必武建立直接联系，开展更为紧密的合作。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由于种种原因，沈钧儒并未参加大会，但作为创议人之一，他发表声明：“支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主张，在行动上与他配合一致。”1942年，沈钧儒及“救国会”加入同盟。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正式改组为由有党派与无党派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组成的政治联盟——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在重庆这一时期，沈钧儒进一步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曾向周恩来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抗战胜利后，“救国会”改组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沈钧儒担任主席。他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国事会议、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提出要“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实现而奋斗到底”。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民盟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会上，沈钧儒代表未到场的民盟主席张澜致词，指出：“和平与民主是相辅相成而相依为命的两件事，但在步骤上，一定要先有和平而后才能实现民主。”会议期间，沈钧儒等民盟代表与中共代表团密切配合，面对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取得共识，一起推动政协协议的达成。但是，国民党政府独裁统治的本质没有改变。政协会议结束不久，便公然撕毁协议，发动内战。

　　当蒋介石为召开国民大会千方百计拉拢第三方面时，沈钧儒与民盟成员选择与中共一致行动，拒绝出席“国大”。沈钧儒和民盟的坚定立场，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国民党打击迫害“向中共革命路线一边倒”的民盟，并于1947年10月27日悍然宣称民盟为“非法团体”。为保护盟员，民盟被迫解散。面对这一情况，沈钧儒坚决不改为民主和平奋斗的初衷，反对妥协。他曾坚定地表示：“民盟一定要搞下去，国内已不能公开搞，我们只有去香港吧！”“我如走不脱，剃掉胡子也要走！”当时国内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多位爱国民主人士遭暗杀或遇袭，沈钧儒也曾收到装有子弹的威胁信件。但他不顾艰险，乔装打扮，化名潘豫，改低年龄，于11月26晚登上游轮秘密离开上海去往香港。

△1948年6月，萨空了（左）、沈钧儒（中）、章伯钧（右）在香港研判国内形势。

　　到达香港后，沈钧儒与先后抵港的章伯钧、周新民及原本在港的民盟中央部分执行委员，召开8次谈话会，决定恢复民盟总部，由沈钧儒、章伯钧以民盟中央常委的名义领导全盟工作。

　　1948年1月5日至19日，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香港正式举行。73岁高龄的沈钧儒被推为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今天国内形势，民主与反民主已壁垒分明。我们要检讨过去的政纲政策，对当前的政治形势重新估计，而后确定当前应走的政治路线和新的工作方针！……民盟坚决地站在人民的立场，坚决地站在人民方面奋斗，这个信念是始终不渝的。”在闭幕会上，沈钧儒再次重申“我们民盟坚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我们要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他明确提出在新阶段“要民主就非革命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