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资料

我参加旧政协的经过(二)
 

  政协五项决议不久就有四项出了问题,停战也从而出了问题。首先发生争执的是宪草问题,而最根本最重要的症结则是停战问题。由于战停不下来,一直打下去,一切协议完全等于白费了。

  宪草怎样成了问题呢? 就在一月三十一日政协闭幕那天, 宪草问题即已经暴露出来了。政协于一月十日开会后,就五项问题分五个小组展开讨论,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各项问题都讨论出了眉目,差不多都可取得协议了。于是,周恩来于一月二十七日飞回延安请示,取得共产党领导上的许可后,于三十日飞回重庆。

  这样就于三十一日上午八时召开综合小组会议,清理汇总各项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并商量决定尚未取得协议的问题,如国民代表大会名额问题就是在那天解决的。政协综合小组下午二时散会,国民党中央就于三时起开会一直开到六时, 好多国民党人如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在会上吵,顿足嚎叫,大哭大闹。他们说:国民党完蛋了!什么也没有了!投降给共产党了!宪章十二条原则把《五五草案》 破坏无遗了。他们对五项协议都表示不满,对于宪草尤其不满。

  一月三十一日晚七时才开政协闭幕会,蒋亲自出席,把五项协议遂逐条宣读,夹叙夹议,大加称赞。八时散会,接着举行宴会,夜十时才完。我满以为政协至此,总算大功告成了。想不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宪草首先出了问题。为什么宪草出了问题呢?要想明白这一点,首先须明白这个宪草原则产生的思想背景与社会背景。

  关于宪政当时有三种形式蓝本:

  (一)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宪政;

  (二)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所说的宪政;

  (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宪政。

  至于当时的社会背景——

  国民党当然还要标榜孙先生的五权宪法,早已有了一个《五五草案》作为蓝本;

  而民盟大多数人以及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多半趋向英美式宪政;

  共产党以及在思想上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救国会和农工党章伯钧本来并不要走资产阶级民主的路子,但他们都知道在当时把苏联制度拿出来是不行的,所以他们也希望有一个英美式宪政就行,以期打破国民党垄断政权之局。

  周恩来对马歇尔就曾说过:我们愿意要英美式宪法,假如能像美国宪法那样,我们便满意了,只怕不可得。这样一来,三种蓝本只剩下两个,如何折衷于五权宪法与英美式宪法便是问题所在了。

  张君励的把戏就应运而生。张君励根据孙中山直接民权的学说批评《五五草案》的国民大会制只是间接民权而非直接民权,所以他主张应把国民大会化有形为无形,公民投票运用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就是国民大会,不必另开国民大会。这样就把妨碍英美宪政民主的东西去掉。

  但这样一个宪法是最不利于蒋介石的。因为蒋介石只能摆在最高地位,只能作总统而不能作行政院长,没有实权了。就是降格作行政院长吧,也随时有倒阁的危险。这样的宪法对执政党最为不利而有利于在野党。所以张君励这种设计,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喜色,一致赞成;周恩来也钦佩之至。还有,宪草原则十二条还规定各省需制定省宪,更是不利于国民党而利于在野党,因为共产党这时已经控制很多省区,能够制定省宪,在政治上岂不更有作为。这种宪草原则在野党各方面完全同意,而尤其难得的是《五五草案》主持人孙科竟放弃他父亲一生奔走号召的五权宪法实质而点头承认了张君励的计划。

  三月一日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又是大哭大闹,争吵不休,对孙科和邵力子诟骂不已。我们听到就很诧异,私下问雷震:宪草原则在小组会上国民党完全同意,为什么又不承认呢?雷震说:“政协开会期间,国民党出席各小组的代表在会后都要向蒋主席汇报,唯有孙科懒得面蒋报告,只把宪草小组会议记录送蒋过目,而蒋却未看。我们屡次请他看,他却始终未看。到了政协闭幕前夕,蒋才看会议记录,已经晚了,来不及挽回了。”君励的设计,国民党认为万万要不得,因为国民党人认为用这样的宪草原则去制定宪法,无异使他们的蒋总裁成了木偶,党徒不愿意,蒋本人更不甘心,其势非出问题不可。国民党人对政协宪草协议极力反对,大骂孙科、邵力子,使孙、邵二人大受其害,他们就向中共和民盟提出修改宪草原则的要求。

  在三月十五日的宪草审议会上,周恩来表示让步。十六日中央社发布的消息语气过重,有失实的地方,延安看见这个电报大吃一惊。毛主席找我询问究竟,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即因我来延安,不在重庆,按道理讲,宪草审议会是受政协大会委托起草宪草条文,无权修改宪草十二原则。毛主席电询,周复电也说不大清楚,就电促周速回延安一行。

  三月二十日晚上重庆又开宪草审议会,周突出把上次的三点让步弄明确清楚,让中央社再发正式消息。二十一晨,周恩来飞回延安,那天我正在延安下乡参观农业合作,在农民家吃饭时,由周报告宪草让步的经过及其原因。现在根据周恩来和张君励二人先后所说的话来讲明有关宪草让步的情形。

  关于宪草问题,国民党内部一直闹得很凶,责成孙科收回宪草决议。这使孙科很觉为难,很感痛苦,自己表示同意了的,岂可随便推翻,所以孙科自己很难开口说话,而拉邵力子作陪。宪草审议会有十个专门委员,原定由各方公推,后来国民党背信,单独聘请了十个专门委员,很不合理。各方因为这是一件小事情,所以没去争,承认了下来。这时,国民党就让这十个专门委员出面说话,说了一些反对宪草十二原则的理论依据。

  本来,民盟曾对周恩来表示:宪草审议会只能根据宪草原则起草宪法条文,根本无权讨论原则问题,最好堵住国民党,不让它开口,以免横生枝节。周恩来认为还是让他们说,等他们说完再表明无权讨论的态度也行。这样,专门委员纷纷起来发言,孙科、邵力子也表示出痛苦万分。休息十分钟,周把张君励拉到一边商量。君励说:不能让步,要及早堵住才好。周恩来说:政治是现实的事情,走不通就得设法转圜,不能因此而牵动大局。当时主要是国共两党之争,张君励也就活动了。周把让步之点告诉张,张也说,好吧。

  当时让步共有三点:

  第一,国民大会从无形还原回到有形,其组织与权力再行商定;第二,同意取消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投票权和行政院对立法院的解散权。但行政院仍须对立法院负责,至于行政院对立法院如何负责和立法院对行政院如何监督,具体办法再行商定;第三,省宪可以改为省自治,具体内容再行研究。

  二十一日上午周恩来向党内大家报告的,主要就是这三点。当时没有加以讨论,只是毛主席一个人说:“他们(指国民党)要制定他们所要的宪法,十个八个由他们自己制定去吧!必须制定共同遵守的宪法,我才接受。我只接受第十一个宪法!”

  毛主席对周恩来未加批评,窥毛主席的意思,要制定共同遵守的宪法,这种修改是不行的。其后,我在二十五日搭送周的飞机离延安回重庆。刚到就再开宪草审议会,主要还是根据上述让步的三点原则,搞出一个大家都能同意的方案;接着谈立法院与行政院的关系问题,也谈出一个一致同意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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