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雨）九一八事变不久，中共地下党河北省委、北平市委决定派遣党员、团员及爱国青年去东北组织抗日武装。1932年4月间，我受党组织的派遣，由北平出发前往哈尔滨。我在哈尔滨接上关系，住在道外太古街福顺客栈。第二天下午，满洲省委派来吴、陈两位负责军事工作的同志与我接头，让我回巴彦找张甲洲联系组织抗日义勇军。

　　我在呼兰乘“呼海铁路”火车到绥化县城，住在王云章家。在这里，我与日本土官学校毕业的古雪涛及马占山的一些旧部交谈多次，他们都表示赞成立即着手组织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我还顺路到庆城县，住在同学王树森家里，他找来的几位教师都表示等我搞起来，必定追随。

　　回到家乡巴彦，见到许多同学、好友及地方各界人士，我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得到了同情和支持。我在兴隆镇住了两天，与各方面人土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回家住了三天，与附近各村青年倾心细谈，不少青年人都表示愿意跟随我参加义勇军。我还到东村何家窝堡拽到童年时期结识的绿林好友王英魁(王青山)，他这时已隐居起来，多年不当土匪头子了。我推心置腹地同他谈了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前途命运，以及人生在世应该怎样生活，怎样斗争才有意义。他表示愿与我同生死共患难，投身于抗日救国的行列，并立即着手秘密与其旧部联络，动员他们出来参加反满抗日。

　　我同王英魁说：“告诉他们，这回与从前大不相同，我们干的是为国为民的大事业，干的是抗日救国义勇军，参加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堂堂正正地为国家民族生死存亡而斗争。”王英魁说：“听你这番话我懂了，当亡国奴不如丧家犬，像亡国奴那样活受罪还不如死。”我说：“那就让我们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吧，即便死在战场上，能杀掉几个鬼子，也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报了民族的仇恨。我们国大人多，日本鬼子无非是装备好，我们两个、三个拼死他一个，最后还是我们胜利。”我们越说越投机，越说越起劲，他马上起身把掩藏起来的两支德制手枪从地下挖出来给我看。

　　我们相约，他马上组织队伍，等我消息参加武装起义。我在何家窝堡还见到我的姐夫龙庆海和我的舅舅孙贵，向他们说了搞义勇军打鬼子的事。我舅舅是个贫民，胆小怕事，他劝我还是去北京念书，不然就找个事干干，可别干那些冒生命危险的事。经我反复解释，他答应可以帮助我找几个年轻人谈谈，看他们干不干。姐夫听我说要组织抗日义勇军，把平民百姓也动员起来，感到无法理解。我给他解释说：“国家好坏，人人有责，当敌寇来犯，要灭亡我们国家的时候，咱们就应当奋起反抗。”他说：“抗日救国既然人人有份，就把我也算上吧!”我说：“你先在你能联系的范围内发动群众，告诉你什么时候、到什么地点，你率领他们参加就行了。”

　　我到雌风岗见了刘强三叔。他是贫雇农中敢说敢于、好打抱不平的人，平时在村里常为人排忧解难，也敢同富豪说长论短。他见了我，先喊了一声：“二学生，你可回来了。”然后主动向我打听：“听说日本人占领沈阳后，把奉天(辽宁)省、吉林省全占了，鬼子兵已经到哈尔滨了，是真的吗?”我说：“千真万确。”我接着把日军侵占东北，屠杀抗日民众的暴行向他讲了。他叹了一口气说：“咱们的兵为啥不打呢?听说马占山在齐齐哈尔江桥打了一仗，没打胜就没动静了，到底怎么样?”我又把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要求出兵，政府至今还没有出兵抗日，以及现在要组织武装抗日的情况，向他说了一遍。他很爽快地说：“他们不打咱们打，二学生领着干吧，小日本能把这么大的中国吞了，我就不信邪!”我说：“三叔能跟我去打日本鬼子吗？”他连说：“能，能，我愿意当你的兵。”我感动地拉着他的手说：“好吧，三叔，咱们就—起干吧。”我们击掌为誓：“一言为定：”

　　我从兴隆镇赶到巴彦县城，直接到县中学并住在了那里。校长孔庆尧和张甲洲都是1930年我们“驱翟”时在巴彦县结识的好朋友。老友重逢格外亲热，一见面他就说：“正在盼望你来，你和张甲洲在北平参加卧轨斗争和南下示威活动，大家都挺佩服你们。”他兴奋地继续说道：“你这次来县里，料想必是为了抗日，日寇就要开到我们眼前了，你快说说怎么办吧!”

　　我在县中学住了三天。我首先把国内外形势给他介绍了一遍，当然着重谈的是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暴行，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无能，人民群众对日寇的极大愤恨。我们商定约王家善来谈谈。王家善是我在省一中时的同学，去日本留学在士官学校毕业后，在县里当了保安团的团总。我知道他当这个团总乃权宜之计，孔校长同他一谈，果然愿意与我们一起搞抗日活动。组织义勇军的条件已经具备，我便去哈尔滨向上级领导请示汇报。

　　我从巴彦县城至滴达嘴站乘船到哈尔滨，军委的陈、吴两位同志接待了我，指示我同张甲洲先从巴彦做起，组织武装起义，把基本队伍建立起来之后，再与各县队伍联合。

　　我很快又回到巴彦县城，和孔庆尧、王家善等人开会密谈。我向他们介绍说，日本侵略军正在准备进攻呼海铁路沿线各县城镇，目前已贯通南北并将中东铁路沿线各城镇打通，不久即将占领黑龙江全境。我接着说，呼海路线的兴隆镇站、巴彦县城是松花江滴达嘴站北部的重要城镇，沦陷就在眼前，形势相当紧迫，必须立即研究具体行动计划。我们当即商定，王家善率领他可管辖的地方武装参加起义。孔庆尧率领县中学抗日师生参加起义，学校暂不解散，由年老的教师照顾年少或不愿参加抗日的学生，在校照常上课。我回兴隆镇召集可以发动的抗日青年参加起义。

　　这时，张甲洲也来到巴彦县城。我与张甲洲谈到我已发动孔庆尧、王家善共同商谈组织抗日武装时，张甲洲说：“孔庆尧的思想接近国民党，王家善是个新国家主义派，团结他们抗日，很有必要。”张甲洲说：“咱们联合各阶层共同抗日，就是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贫富，不分信仰，只要爱国抗日，就可以结成统一战线。”这样，我同张甲洲、孔庆尧、王家善、邵桂辛、陈维新等分JU交换意见之后，在县中学召集其他有关人员正式开会进行了讨论。会上决定共同组织抗日武装，起义日期定在1932年5月16日，以张甲洲结婚为借口，起义地点在镇东七马架张家油坊。大家各自分担任务，分头统—行动，到指定的地点集合。

　　我的任务是回到兴隆镇一带，率队伍携带武器到七马架参加起义。临行前，张甲洲委托我顺便到白奎堡于家烧锅拽于九公(后改名于天放)，我回来正好碰到中共满洲省委派来的赵尚志政委。

　　起义那天，我们先在七马架开会，讨论了组织、纲领、行动等方面问题，一致决定，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巴彦游击队”，总指挥张甲洲，政委赵尚志，副总指挥王家善、李时雨，副总指挥兼秘书长孔庆尧，参谋长邵桂辛。第一支队支队长是王家善提出来的，我想不起他的姓名；第二支队支队长是孔庆尧提出的中学一位教师，我已想不起他的姓名；第三支队支队长是我提的王英魁；第四支队支队长是邵桂辛的堂弟邵桂丹。我带去的刘强担任联络参谋，张功显任第三支队第二中队队长，龙庆海在副官处担任联络副官。同时我们派人到绥化和兰酉，联系已经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首领，发给他们番号和委任令，绥化的古雪涛为第二纵队司令；兰西的李海吉为第三纵队司令。当时我们的队伍号称3000余人，实际上部队到1932年9月间，只有800余人。

　　我们的抗日武装队伍，首先是一个抗日宣传队。从县中学拿来两部抽印机，印传单、写标语、檄告同胞书、张贴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宣传画等等，鼓动青壮年积极参加抗日义勇军；工农商务界爱国人士，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钱出钱，踊跃捐献，共赴国难；队伍日益壮大，人强马壮，枪支弹药相当充足，士气十分旺盛；队伍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对老百姓亲如家人，受到人民群众的热诚欢迎和积极支持。义勇军的牌子很快响亮起来，一时声势很大。

　　日本侵略军占领呼海铁路沿线城镇后，经张甲洲、赵尚志、王家善、孔庆尧和我反复精心策划，与敌人打了好几次漂亮仗。8月初炸毁泥河火车站附近的泥河桥一段铁道，炸了日军一列军需火车，夺取了不少枪弹和物资。那天夜里，我们集中了100多名身强力壮的战土，提前把炸药埋好，火车来到时引爆炸断铁轨，火车头栽到桥下。我们正伏在桥边，立刻冒着硝烟冲上去，押车的日本兵及伪警察还没来得及转过神来，就被我们消灭了。我们得了一火车皮的枪支、弹药等战利晶，分别用准备好的马车运走。

　　8月中旬，对兴隆镇火车站的日军进行了深夜袭击。我们早就侦察清楚日军岗楼里的人数、火力布置，日军宿舍门窗朝向、哨兵换岗时间等情况。趁夜深人静，让几个身手好的先把岗哨放倒，然后80多人分两拨靠上去，一拨摸岗楼，一拨攻打宿舍，都是先把几十枚手榴弹扔进去，多数日本兵还没醒过神，就上西天了。我们的战土冲进去，一顿大刀刺刀，把剩下的日本兵统统解决掉。这—仗共打死打伤日军20余人，还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及日军军装。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撤出了火车站。这仗打得很漂亮，原来日军根本看不起我们，这一下子日军开始谨慎了，人少就不敢出来了。

　　1932年日军侵占巴彦县城。我们为打击和消灭日伪政权，决定联络义勇军余部“柴团”和抗日山林队“绿林好”共同攻打巴彦县城。攻打县城前夕，我们悄悄地到了巴彦县城东门外的双摘树，潜伏在大房身屯大地主大院里，筹划攻打巴彦县城的具体细节。此时县城还住有伪军步兵营、警备队400余人，自卫队50余人。攻城的巴彦游击队有800人，马占山余部“柴团”和山林队“绿林好”等数百人。

　　1932年8月30日凌晨3时，游击队员开始对县城发起攻击，巴彦游击队打南门，“柴团”进攻东北角，“绿林好”从东南门进攻。守城敌军依仗坚固城墙拼死抵抗，巴彦游击队采用东北军惯用的“土坦克”战术，四名战土顶着覆盖着棉被和厚土层的八仙桌，抵近城墙投掷手榴弹，经过两个小时激战，我军攻克了巴彦县城。胜利进城的抗日队伍精神抖擞，戴着“反满抗日”袖标，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号召人们参加抗日军。由于“柴团”对联合抗日的破坏行为，抗日队伍在四五天后主动撤出巴彦县城。这次攻打并攻克巴彦县城，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向日寇打响的第一枪，从此东北民众反满抗日武装斗争兴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几个月后，随着日伪军的追剿越来越紧，日伪政权逐渐在各县、镇建立，义勇军的斗争环境越来越困难，我们的军需给养渐渐不易筹集。眼看初冬到来，服装单薄，给养问题不好解决，我们决定率抗日队伍进入东部分散密林化整为零继续抗日。

　　1932年10月下旬我离开队伍，同邵桂辛、刘强去兰西，后又到哈尔滨。因为原定联络地点出事，未能接上关系。我无法找到满洲省委，只好回北平。我回北平向党组织汇报后，组织决定我不回东北，仍回法学院复学，继续做学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