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资料

中共组织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
 

  (李时雨)九一八事变不久,中共地下党河北省委、北平市委决定派遣党员、团员及爱国青年去东北组织抗日武装。1932年4月间,我受党组织的派遣,由北平出发前往哈尔滨。我在哈尔滨接上关系,住在道外太古街福顺客栈。第二天下午,满洲省委派来吴、陈两位负责军事工作的同志与我接头,让我回巴彦找张甲洲联系组织抗日义勇军。

  我在呼兰乘“呼海铁路”火车到绥化县城,住在王云章家。在这里,我与日本土官学校毕业的古雪涛及马占山的一些旧部交谈多次,他们都表示赞成立即着手组织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我还顺路到庆城县,住在同学王树森家里,他找来的几位教师都表示等我搞起来,必定追随。

  回到家乡巴彦,见到许多同学、好友及地方各界人士,我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得到了同情和支持。我在兴隆镇住了两天,与各方面人土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回家住了三天,与附近各村青年倾心细谈,不少青年人都表示愿意跟随我参加义勇军。我还到东村何家窝堡拽到童年时期结识的绿林好友王英魁(王青山),他这时已隐居起来,多年不当土匪头子了。我推心置腹地同他谈了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前途命运,以及人生在世应该怎样生活,怎样斗争才有意义。他表示愿与我同生死共患难,投身于抗日救国的行列,并立即着手秘密与其旧部联络,动员他们出来参加反满抗日。

  我同王英魁说:“告诉他们,这回与从前大不相同,我们干的是为国为民的大事业,干的是抗日救国义勇军,参加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堂堂正正地为国家民族生死存亡而斗争。”王英魁说:“听你这番话我懂了,当亡国奴不如丧家犬,像亡国奴那样活受罪还不如死。”我说:“那就让我们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吧,即便死在战场上,能杀掉几个鬼子,也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报了民族的仇恨。我们国大人多,日本鬼子无非是装备好,我们两个、三个拼死他一个,最后还是我们胜利。”我们越说越投机,越说越起劲,他马上起身把掩藏起来的两支德制手枪从地下挖出来给我看。

  我们相约,他马上组织队伍,等我消息参加武装起义。我在何家窝堡还见到我的姐夫龙庆海和我的舅舅孙贵,向他们说了搞义勇军打鬼子的事。我舅舅是个贫民,胆小怕事,他劝我还是去北京念书,不然就找个事干干,可别干那些冒生命危险的事。经我反复解释,他答应可以帮助我找几个年轻人谈谈,看他们干不干。姐夫听我说要组织抗日义勇军,把平民百姓也动员起来,感到无法理解。我给他解释说:“国家好坏,人人有责,当敌寇来犯,要灭亡我们国家的时候,咱们就应当奋起反抗。”他说:“抗日救国既然人人有份,就把我也算上吧!”我说:“你先在你能联系的范围内发动群众,告诉你什么时候、到什么地点,你率领他们参加就行了。”

  我到雌风岗见了刘强三叔。他是贫雇农中敢说敢于、好打抱不平的人,平时在村里常为人排忧解难,也敢同富豪说长论短。他见了我,先喊了一声:“二学生,你可回来了。”然后主动向我打听:“听说日本人占领沈阳后,把奉天(辽宁)省、吉林省全占了,鬼子兵已经到哈尔滨了,是真的吗?”我说:“千真万确。”我接着把日军侵占东北,屠杀抗日民众的暴行向他讲了。他叹了一口气说:“咱们的兵为啥不打呢?听说马占山在齐齐哈尔江桥打了一仗,没打胜就没动静了,到底怎么样?”我又把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要求出兵,政府至今还没有出兵抗日,以及现在要组织武装抗日的情况,向他说了一遍。他很爽快地说:“他们不打咱们打,二学生领着干吧,小日本能把这么大的中国吞了,我就不信邪!”我说:“三叔能跟我去打日本鬼子吗?”他连说:“能,能,我愿意当你的兵。”我感动地拉着他的手说:“好吧,三叔,咱们就—起干吧。”我们击掌为誓:“一言为定:”

  我从兴隆镇赶到巴彦县城,直接到县中学并住在了那里。校长孔庆尧和张甲洲都是1930年我们“驱翟”时在巴彦县结识的好朋友。老友重逢格外亲热,一见面他就说:“正在盼望你来,你和张甲洲在北平参加卧轨斗争和南下示威活动,大家都挺佩服你们。”他兴奋地继续说道:“你这次来县里,料想必是为了抗日,日寇就要开到我们眼前了,你快说说怎么办吧!”

  我在县中学住了三天。我首先把国内外形势给他介绍了一遍,当然着重谈的是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暴行,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无能,人民群众对日寇的极大愤恨。我们商定约王家善来谈谈。王家善是我在省一中时的同学,去日本留学在士官学校毕业后,在县里当了保安团的团总。我知道他当这个团总乃权宜之计,孔校长同他一谈,果然愿意与我们一起搞抗日活动。组织义勇军的条件已经具备,我便去哈尔滨向上级领导请示汇报。

  我从巴彦县城至滴达嘴站乘船到哈尔滨,军委的陈、吴两位同志接待了我,指示我同张甲洲先从巴彦做起,组织武装起义,把基本队伍建立起来之后,再与各县队伍联合。

  我很快又回到巴彦县城,和孔庆尧、王家善等人开会密谈。我向他们介绍说,日本侵略军正在准备进攻呼海铁路沿线各县城镇,目前已贯通南北并将中东铁路沿线各城镇打通,不久即将占领黑龙江全境。我接着说,呼海路线的兴隆镇站、巴彦县城是松花江滴达嘴站北部的重要城镇,沦陷就在眼前,形势相当紧迫,必须立即研究具体行动计划。我们当即商定,王家善率领他可管辖的地方武装参加起义。孔庆尧率领县中学抗日师生参加起义,学校暂不解散,由年老的教师照顾年少或不愿参加抗日的学生,在校照常上课。我回兴隆镇召集可以发动的抗日青年参加起义。

  这时,张甲洲也来到巴彦县城。我与张甲洲谈到我已发动孔庆尧、王家善共同商谈组织抗日武装时,张甲洲说:“孔庆尧的思想接近国民党,王家善是个新国家主义派,团结他们抗日,很有必要。”张甲洲说:“咱们联合各阶层共同抗日,就是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贫富,不分信仰,只要爱国抗日,就可以结成统一战线。”这样,我同张甲洲、孔庆尧、王家善、邵桂辛、陈维新等分JU交换意见之后,在县中学召集其他有关人员正式开会进行了讨论。会上决定共同组织抗日武装,起义日期定在1932年5月16日,以张甲洲结婚为借口,起义地点在镇东七马架张家油坊。大家各自分担任务,分头统—行动,到指定的地点集合。

  我的任务是回到兴隆镇一带,率队伍携带武器到七马架参加起义。临行前,张甲洲委托我顺便到白奎堡于家烧锅拽于九公(后改名于天放),我回来正好碰到中共满洲省委派来的赵尚志政委。

  起义那天,我们先在七马架开会,讨论了组织、纲领、行动等方面问题,一致决定,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须导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巴彦游击队”,总指挥张甲洲,政委赵尚志,副总指挥王家善、李时雨,副总指挥兼秘书长孔庆尧,参谋长邵桂辛。第一支队支队长是王家善提出来的,我想不起他的姓名;第二支队支队长是孔庆尧提出的中学一位教师,我已想不起他的姓名;第三支队支队长是我提的王英魁;第四支队支队长是邵桂辛的堂弟邵桂丹。我带去的刘强担任联络参谋,张功显任第三支队第二中队队长,龙庆海在副官处担任联络副官。同时我们派人到绥化和兰酉,联系已经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首领,发给他们番号和委任令,绥化的古雪涛为第二纵队司令;兰西的李海吉为第三纵队司令。当时我们的队伍号称3000余人,实际上部队到1932年9月间,只有800余人。

  我们的抗日武装队伍,首先是一个抗日宣传队。从县中学拿来两部抽印机,印传单、写标语、檄告同胞书、张贴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宣传画等等,鼓动青壮年积极参加抗日义勇军;工农商务界爱国人士,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钱出钱,踊跃捐献,共赴国难;队伍日益壮大,人强马壮,枪支弹药相当充足,士气十分旺盛;队伍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对老百姓亲如家人,受到人民群众的热诚欢迎和积极支持。义勇军的牌子很快响亮起来,一时声势很大。

  日本侵略军占领呼海铁路沿线城镇后,经张甲洲、赵尚志、王家善、孔庆尧和我反复精心策划,与敌人打了好几次漂亮仗。8月初炸毁泥河火车站附近的泥河桥一段铁道,炸了日军一列军需火车,夺取了不少枪弹和物资。那天夜里,我们集中了100多名身强力壮的战土,提前把炸药埋好,火车来到时引爆炸断铁轨,火车头栽到桥下。我们正伏在桥边,立刻冒着硝烟冲上去,押车的日本兵及伪警察还没来得及转过神来,就被我们消灭了。我们得了一火车皮的枪支、弹药等战利晶,分别用准备好的马车运走。

  8月中旬,对兴隆镇火车站的日军进行了深夜袭击。我们早就侦察清楚日军岗楼里的人数、火力布置,日军宿舍门窗朝向、哨兵换岗时间等情况。趁夜深人静,让几个身手好的先把岗哨放倒,然后80多人分两拨靠上去,一拨摸岗楼,一拨攻打宿舍,都是先把几十枚手榴弹扔进去,多数日本兵还没醒过神,就上西天了。我们的战土冲进去,一顿大刀刺刀,把剩下的日本兵统统解决掉。这—仗共打死打伤日军20余人,还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及日军军装。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撤出了火车站。这仗打得很漂亮,原来日军根本看不起我们,这一下子日军开始谨慎了,人少就不敢出来了。

  1932年日军侵占巴彦县城。我们为打击和消灭日伪政权,决定联络义勇军余部“柴团”和抗日山林队“绿林好”共同攻打巴彦县城。攻打县城前夕,我们悄悄地到了巴彦县城东门外的双摘树,潜伏在大房身屯大地主大院里,筹划攻打巴彦县城的具体细节。此时县城还住有伪军步兵营、警备队400余人,自卫队50余人。攻城的巴彦游击队有800人,马占山余部“柴团”和山林队“绿林好”等数百人。

  1932年8月30日凌晨3时,游击队员开始对县城发起攻击,巴彦游击队打南门,“柴团”进攻东北角,“绿林好”从东南门进攻。守城敌军依仗坚固城墙拼死抵抗,巴彦游击队采用东北军惯用的“土坦克”战术,四名战土顶着覆盖着棉被和厚土层的八仙桌,抵近城墙投掷手榴弹,经过两个小时激战,我军攻克了巴彦县城。胜利进城的抗日队伍精神抖擞,戴着“反满抗日”袖标,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号召人们参加抗日军。由于“柴团”对联合抗日的破坏行为,抗日队伍在四五天后主动撤出巴彦县城。这次攻打并攻克巴彦县城,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向日寇打响的第一枪,从此东北民众反满抗日武装斗争兴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几个月后,随着日伪军的追剿越来越紧,日伪政权逐渐在各县、镇建立,义勇军的斗争环境越来越困难,我们的军需给养渐渐不易筹集。眼看初冬到来,服装单薄,给养问题不好解决,我们决定率抗日队伍进入东部分散密林化整为零继续抗日。

  1932年10月下旬我离开队伍,同邵桂辛、刘强去兰西,后又到哈尔滨。因为原定联络地点出事,未能接上关系。我无法找到满洲省委,只好回北平。我回北平向党组织汇报后,组织决定我不回东北,仍回法学院复学,继续做学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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