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焕整理）1943年1月，原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十二支队领导人张瑞麟与中共三棵树铁路工厂地下党支部书记董丽泉、地下党交通员韩大爷，应我大爷王守壁和我大表舅刘国香之邀，扮作推销黄豆的生意人来到老道外区爱民街豆腐坊聚会，商讨反满抗日事宜。

　　由于我大表舅和张瑞麟都是锦州市石木站镇关家窝棚的光腚娃娃，我大爷和豆腐坊所有的伙计也都是亲连亲、亲套亲的锦州老乡，张瑞麟就与我大爷商定把这个豆腐坊作为抗联地下联络点。张瑞麟认为我是一个13岁的孩子，因为母亲病故，就生活在豆腐坊，念了七年书，老实可靠；又是锦州人的后代，经我大爷同意，就批准我去三棵树铁路工厂当半工半读工人；以工人身份为掩护，从事抗联地下工作，归董丽泉直接单线领导。每当抗联交通员韩大爷代表张瑞麟来哈与董丽泉等地下工作者到我们豆腐坊接头时，都由我负责站岗放哨。

　　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那天，我大爷用简单酒菜和高粱米小豆干饭招待张瑞麟一行三人。因伪满精米白面受日伪统制，只能吃粗粮。张瑞麟简要地介绍了抗日斗争的严峻形势和今后的任务，又用许多生动事例讲述了我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为抗击日寇的侵略，不畏艰险，抛头颅洒热血与敌伪英勇作战的英雄事迹；讲述中国历史上无数民族英雄如南宋名将岳飞反抗外侮的牺牲精神；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大好河山，妄图一举侵占全中国，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让我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永做他们亡国奴的侵略行径。我们作为有良心有骨气的中国人能答应吗？我大爷和我大表舅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牢记这血泪仇、民族恨，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支持抗联英雄们与日寇血战到底，直到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我大爷还表态说：“老张你就放心吧，我把我这个没妈的侄子交给你们了，在你们的领导教育下，准能完成抗联地下工作任务。我是这个豆腐坊大掌柜的，一切都是我说了算，这里完全适合当抗联地下工作秘密联络点；我这个豆腐坊就是你们东北抗联的家，队伍上有什么困难只管说，我一定照办！”张瑞麟和我大爷这一次言简意赅、循循善诱的谈话使我茅塞顿开；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我第一次知道了自己不是“满人”，而是一个中国人。我联想到日本宪兵有几次来豆腐坊白吃、白要、白拿豆腐，稍不如意就对我大爷拳打脚踢，还用军用皮带抽，打得他鼻口蹿血，遍体鳞伤，惨不忍睹，直至用封条将豆腐坊封上，使我们经济陷入困境。日本人和伪警还来豆腐坊抓劳工，无端毒打工人，打得他们几天都不能劳动，苦不堪言。这一桩桩、一件件、一幕幕血淋淋的现实激起我的仇恨满胸膛。我决心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跟着抗联走。张瑞麟教导我要配合我大爷，把豆腐坊这个抗联地下秘密联络点经营好。一切革命工作都是为了抗日，你把破坏日寇准备进攻苏联的扩轨改钩计划搞好，在三棵树铁路工厂内外多搞一些军事情报，这和你到抗联部队直接打鬼子同等重要。我听后，豁然开朗，慷慨激昂地的表示：一定遵照地下党的指示，积极投身到抗日洪流之中。

　　破坏日寇扩轨改钩企图进攻苏联的计划

　　自我成为抗联地下小战士后，我大爷对我关怀备至。夸我不贪玩，有正事，人小志气大，肯吃苦，不怕死。创造一切便利条件（如我每天上班带饭同意我多带两个苞米面大饼子给日本鬼子吃，换取日本鬼子好感），支持我搞日寇军事情报。张瑞麟、董丽泉和韩大爷这次来豆腐坊，还了解了我的衣食住行和工作学习情况。看我睡眠用的被褥破旧，无人浆洗；光身儿穿的棉衣长满虱子；脚穿的布棉鞋还是我母亲生前给缝制的，露着脚后跟，磨破皮的部位流着脓血；因缺乏营养，身材矮小、脖子皲裂；如果不是我持有《铁路身分证》和“满铁”通勤票，简直就像一个流浪儿。张瑞麟万万没有想到我会是这个样子，不禁一阵心酸。我却乐呵呵地的安慰张瑞麟叔叔说：“我没事儿，我这不比抗联叔叔爬冰卧雪，缺吃少穿强得多了吗？我就凭着这身打扮练就一身跳火车本领，使敌人对我毫无办法。”张瑞麟听后很高兴，接着看我一个小木箱子里面装有《论语》、《三字经》、《诗经》、唱本等书籍；制图仪器、《工业展开画法》和笔墨砚台之类的学习用品感到欣慰。至于我一日三餐（早晚两顿饭喝高粱米粥就炖豆腐，中午带苞米面大饼子就咸菜），虽赶不上有妈孩子吃得好，但比抗联战士缺衣少食确实好得多了。我郑重表示：“要向抗联叔叔们学习，勤动脑子、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流血牺牲；多调查了解敌情，随时向董丽泉大哥汇报；充分利用豆腐坊这个阵地，努力完成地下党交给我的一切任务！”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遵照张瑞麟、董丽泉的指示，以全副精力调查了解厂内外日本关东军、伪警、汉奸走狗动态；我和地下党员、工人师傅们一起参与破坏生产设备、工具和原材料等活动：卸掉机车制动阀门，换下从废铁堆里拣出来的废旧阀门，卸掉机车联结牵引车辆的胶皮管子，砸坏扩轨的旋盘零部件，用焊枪割坏一半车轴（机车一转动，车轮就断为两截）；往车轴油盒里塞满铁屑（车轴一转动就被划坏）；割断挂钩的铆钉（机车一开，链结分家，车辆就被抛锚）……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使日本人防不胜防，有效地迟滞和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进攻苏联的罪恶活动。

　　与日本工兵套近乎套情报

　　日本关东军为顺利扩轨改钩，在三棵树铁路工厂派驻一个工兵营的兵力。在我工作的分厂有一个29岁的工兵少士副班长黑田，常因一些琐事而产生对上司不满，不时地向我发牢骚讲怪话。他的排长是一个22岁的少尉军官，穿着一套干净整洁黄呢料军服，戴着一副雪白的线手套，挎着长腰刀，足蹬一双黑又亮的大马靴，神气十足而又装腔作势；站在生产机车旁，俨然是一个白面书生。黑田少士对这位年轻少尉颇有微词。不止一次地骂道：“鸡巴小孩有没有一个样！他念书大大的，我念书小小的，就得在他领导下当兵干活！”1943年，日本人吃的大米供应量锐减，用黄豆掺大米煮成大米干饭，装在虾米腰的铝制品军用饭盒里约有4公分厚。每当午休吃饭时，饥肠辘辘的黑田就狼吞虎咽地把那点儿大米饭吃个精光。然后就眼巴巴地望着我吃着火烤的苞米面大饼子，馋涎欲滴。这时，我就不失时机地把事先准备好的两个大饼子送给他吃。久而久之，他与我的感情甚笃，对我完全没有了防范意识而无话不谈。我有意识地由浅入深地向他套话，他还向我透露出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南亚一些国家后兵力分散，特别是被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军打得丢盔卸甲，屁滚尿流、伤亡惨重，兵力严重不足；加上“满洲的胡子”（诬指东北抗联），大大的厉害，打死不少的皇军，不断地袭扰和破坏治安。为了对付抗联，从朝鲜抓来一些男青年到中国东北顶替日本人来压迫中国人，关东军和伪警不断的组织讨伐队到山里“讨伐”我抗日联军等机密。我根据董丽泉的指示，在厂内调查朝鲜人的动向发现确实有不少充当假洋鬼子的朝鲜人。有一次，我见有两个形似日本人，身着绿毛料衣服的朝鲜青年狐假虎威招摇过市来到水箱分厂，我便凑上前去献殷勤、嘘寒问暖，发现他俩不会说日本话，我就拿粉笔在铁板上写了几个日语字母，他俩都不认识，对日语平假名和片假名更是分不清。由于他俩在我面前暴露出假洋鬼子的马脚而恼羞成怒，一齐动手把我打倒在地，一个掐我脖子，一个操起铁棍猛打我的后背。就在这危急时刻，黑田一个箭步蹿了上来将此二人制服，此二人规规矩矩地站在黑田面前，黑田分别给二人各掴一记耳光后又把我搀了起来。在与黑田一年多的交往中套取了很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我都及时向董丽泉作了汇报。

　　接近伪警长，巧得情报

　　爱民街豆腐坊的锦州老乡都是跑腿儿的单身汉，劳累一天做完豆腐无所事事，常在夜幕降临时招来附近豆腐坊的老乡来此推牌九。南市伪警察派出所的胡警长也准时光顾。他一不责骂、二不抓赌，从腰间摘下洋刀躺在劳金行李卷上假眠。谁赢了钱就抽头给他，责成我替他敛钱。一宿赌局下来，胡警长一抻懒腰就满载而归。有一次，胡警长酒兴大发，我大爷让我去买来猪头肉、小葱拌豆腐，由他招待胡警长。胡警长酒后竟放声大哭，说日伪当局要抽调伪警组成讨伐队去巴彦、木兰、东兴山里讨伐“胡子”（诬指抗联）；万一他回不来，希望我大爷组织参赌人员照常给他抽头，让我大爷按时给他大老婆送去。我立即将此机密报告地下党支部书记董丽泉，通知抗联部队迅速转移，使日伪讨伐队的行动扑了空，无功而返。

　　在日寇刺刀下脱险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欧洲战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中国战场上，在我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打击下，日本侵略军连吃败仗，伤亡惨重。加之侵占了包括东北三省在内的半个中国，又占领了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太平洋、印度洋一些岛屿，战线拉得太长，日本国内和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兵力严重不足。日本关东军就打肿脸充胖子，为炫耀武力，麻痹我抗日军民，利用哈尔滨市内环型铁路（三棵树——太平桥——滨江——哈尔滨——王兆屯——新香坊——香坊——东门——三棵树），开着瓦罐货车军用专列，在车厢左右两个车门各设3至5名日本关东军围挤在车门前以制造兵员充足的假象迷惑我抗日军民。我将搜集到的上述军事情报除及时向地下党汇报外，还积极抓紧时间练就一身追车跳车本领以便随时跳上日本军用专列刺探情报。

　　1944年7月的一天，我又跳上火车，站在车厢连接板上，正在观察车上日本关东军的军事实力，被一个日本宪兵发现。他大声斥责道：“你这个小孩什么的干活？”我身着铁路服装，身带检车的小锤儿，掏出身分证明示意：“我是检车的！”日本宪兵指着车厢骂我说：“昆呆牙路，你的进去。”我深知如果进入车厢肯定凶多吉少很难脱身。说时迟那时快，我迅速拽开车门准备跳车；冷不防被日本宪兵用刺刀攮向我的脑门，我一躲闪，刺刀又攮入我的左肩窝。我急速地从风驰电掣向前飞奔的火车上跳了下去，并安然地跑回豆腐坊。我大爷一看我满脸是血，吓了一跳。我忙把跳车脱险经过向我大爷诉说一遍。我大爷为安全起见，就派我大表舅将附近诊所外科大夫请来为我疗伤，经大夫详细检查后，发现我脸的左面有断眉伤，左肩窝有两公分深的刀口，大夫对伤口进行消毒、缝合、清创和包扎后，说只要休养几天并无大碍。

　　敌人实施大逮捕，我奉命转移

　　1943年8月，抗联第三路军参谋长许亨植在遭敌围剿战斗中牺牲，敌人劫走他的文件包，内有“巴木东”地区抗联组织和张瑞麟在十二支队时交给他的哈尔滨市地下党组织机构与人员名单等绝密材料。敌人根据其材料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巴木东”大检举（即巴木东事件）惨案，对抗日组织进行血腥镇压。张瑞麟在安排“巴木东”地区群众转移的同时，立即派韩大爷带着他给董丽泉的口信，令董随韩速到抗联。张瑞麟把许亨植因牺牲而泄密的情况讲述一遍。为避免哈尔滨地下党遭到破坏、党员被捕，让他速回哈市安排三棵树铁路工厂所有党员立即离开工厂，远离哈市暂避一时。嘱咐转移的同志在外地先找个职业维持生活，更名改姓，断绝与家属、亲朋好友一切通信联系；待形势稳定、没有危险时再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张还给董一个金镏子做活动经费。为保存实力和不间断的情报联系，张与董一致认为我虽然年纪太小，也应防止暴露身份；令我也立即离开工厂，坚持以豆腐坊为据点专门从事地下斗争。为此，张瑞麟派韩大爷和董丽泉一道回哈安排落实他的转移计划。董丽泉和韩大爷回哈后除迅速安排同志们转移外，还专程来到豆腐坊与我大爷商量，我大爷当即表态，坚决支持地下党的决定，从1943年11月起，不再让我到三棵树铁路工厂上班或露面；没有工资收入，由我大爷供我在豆腐坊食宿。让张瑞麟、董丽泉不要牵挂，让我在豆腐坊随时接待张瑞麟派韩大爷来哈与我直接联系、交换与传递情报。然后，我大爷从豆腐坊拿出30斤干豆腐和30斤黄豆，让我帮韩大爷送到抗联赠给张瑞麟。并请韩大爷捎去口信：“有我的照顾，王济堂保证完成地下党交给他的任务！”

　　1943年10月，董丽泉遵照张瑞麟的指示，在圆满完成安排同志们转移任务只身离哈后，狡猾的敌人将董的岳父捕获，严刑拷打得到董的下落。于1944年2月从沈阳董荣昌翻砂厂将董丽泉及其发展的两名新党员逮捕押回哈市，日以继夜地不停突审，使用钢鞭沾凉水抽打、灌辣椒水、过电、上大挂、往腿上抹松油用火烤、烙铁烫、坐老虎凳等法西斯毒刑，但董丽泉坚贞不屈、守口如瓶，没有泄露党的任何秘密。保护了抗联、保护了我们；而他自己却被敌人折磨致死。

　　1944年6月16日，抗联交通员韩大爷来到哈尔滨市道外区爱民街豆腐坊。我大爷无偿地将干豆腐和黄豆各40斤委托韩大爷带给抗联指战员食用。因为我有伪满铁路火车通勤票，又有铁路员工作业服，便于以铁路工人身份做掩护，既免费又安全。我大爷就派我帮韩大爷一起乘火车去肇东。途经肇东，韩大爷带我到县里永合福药店（抗联地下联络据点，并专供抗联部队调治伤病员药品）领取一些治疗外伤的药品。我有幸在药店与抗联地下工作者阎世昌小哥哥见了面，进行一次长谈。他对我说：“我们做抗联地下工作者是为消灭日本鬼子的，任务艰巨而光荣。我们是中国人，也是一个没有自己国家的中国人——一个亡国奴。日本鬼子趾高气扬、横行霸道。我们不能忘记这当牛做马的惨状和血泪史。我想起我二爷被日寇活活的杀害这笔血债，就仇恨满胸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们要用自己全身力量和智慧精忠报国……”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张瑞麟回到哈尔滨。他首先慰问了董丽泉妻子赵桂兰和他的孩子。见她家生活十分困难，不禁声泪俱下拿出自己的工资以解燃眉之急；并帮她办理了《烈士证》，使其生活有了出路。然后到豆腐坊看望了我和我大爷，久别重逢，悲喜交集。“张叔叔你好啊？”我拉着张瑞麟的手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不住地流泪。“你这孩子，你都当了两年多地下抗联小战士了，还哭啊？你看我这不是很好吗？我们胜利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呀！”张瑞麟一边安慰我，一边对我大爷说：“感谢你对抗联的全力支持，还让老韩头和王济堂给抗联送去豆制品和粮食！”“要说感谢，应该感谢你和地下党关心照顾培养教育了我这个没妈的侄子！再说，我们都是锦州乡亲啊，何必太客气！”这时，张瑞麟关切地问我：“我把你送入部队去锻炼锻炼怎么样？”“太好啦！”我这才破涕为笑，一蹦多老高。

　　2015年5月，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俄罗斯政府决定向王济堂等健在的东北抗联老战士颁发纪念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