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有两段难忘的经历，一是我参军的第2个年头，在“天下第一团”（坦克团）参加了解放天津的战役，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第二段难忘的经历，就是和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结下的不解之缘。从1962年参与筹办第2届“哈夏”(1961年第1届“哈夏”我因干部轮训未在家)，直到1989年离休，由于工作岗位的关系，我连续参加每届哈夏办公室的工作，成了参与哈夏最多的一个“常委”了。

　　困难年代鼓舞人们的创业激情应运而生，“文革”期间被批成“牛鬼蛇神大合唱”、反革命事件停办1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来焕发青春。哈夏音乐会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我们国家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时代变迁。

　　回想起半个世纪来我所经历的哈夏音乐会的情景，真是感慨万千。

　　播撒音乐的种子

　　哈尔滨人喜爱音乐素有传统。1904年4月，“哈尔滨东清（中东）铁路管理局交响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前身）成立，还有“哈尔滨喜歌剧团”、“吹奏乐团”，曾演出过大量的欧洲古典音乐和歌剧，产生过较大的影响。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成为全国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当时中央有意把这里作为全国解放的大后方，就从延安派遣了大批各式各样的干部，其中就包括一大批革命音乐家。在他们的带动和地方团体的共同努力下，新秧歌运动和群众歌咏运动开展得红红火火，城市到处充满歌声。后来，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许多革命音乐家、音乐团体陆续南下进关，但他们播下的种子已为哈尔滨的音乐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我从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转业到哈尔滨市音乐家协会当编辑。那个时候，哈尔滨的音乐活动已经十分活跃了。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几年，哈尔滨市委分批次从北京、上海、沈阳等地调入很多音乐人才，有些是为了建立哈尔滨艺术学院充实师资，一部分则充实到文艺团体，其中也有些是在历次运动中被迫害下放的同志。1962年，又从北大荒合过来农垦文工团80人，从四方台调来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一部分下放锻炼的骨干，从黑龙江省广播文工团调来了部分同志。这样，哈尔滨前后共调进近200人，大大充实、加强了音乐骨干力量。

　　应该说，当时的哈尔滨市委是深具政治远见、极富勇敢精神的。如张权，最初决定下放给辽宁，可是辽宁没敢要，哈尔滨市接了下来。

　　1961年，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提出，现在经济生活比较困难，精神生活搞得要丰富一些。正是由于有了上面说到的专业人才和群众基础，牛乃文（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沙青（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哈尔滨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唐乃智（哈尔滨市音乐家协会秘书长）商议创办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经哈尔滨市委书记处书记郑依平（主管文教）同意，哈尔滨市音协于1961年5月受命筹办第1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

　　1961年7月5日晚，第1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在哈尔滨青年宫剧场开幕，历时9天，共演出8台9场。《哈尔滨晚报》在评论这一届哈夏音乐会时说，新作品反映了音乐工作者近几年来在音乐民族化、群众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作曲家力图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当前的革命历史。

　　迎接挑战

　　第1届“哈夏”结束后，在辽宁省委宣传部部长安波的提议下，东北三省音协在哈尔滨北方大厦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从第2届哈夏起，三省轮流主办音乐会，共同参加。即1962年由黑龙江主办，辽宁、吉林派演出观摩团参加；1963年由吉林主办“长春音乐会”，辽、黑两省参加；1964年辽宁省主办沈阳音乐周，吉黑两省参加，依次轮回。

　　1962年3月，黑龙江省委宣传部与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商量，第2届“哈夏”请哈尔滨市主办。当时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牛乃文把市音协秘书长唐乃智和我（市音协常委）找到宣传部征求意见。三省联合演出是对擂，有荣誉和责任问题，况且当时只有4个多月的准备时间。辽吉两省音乐底子厚，有沈阳音乐学院、旅大歌舞团、沈阳军区歌舞团、长影乐团、延边歌舞团，都是久负盛名的。而我们只有省、市两个歌舞团，艺术学院刚刚成立。虽然有新调进不久的张权、李书年等名家，但相比之下实力弱些。

　　对擂既是挑战也是促进，没有后退的余地。我们的队伍虽年轻，但有一种小老弟不甘落后的精神，后调进的一些在历次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志也有一种憋足了劲想“翻身”的劲头。于是我表态，“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只能小卒过河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看法。牛乃文同志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这前后也会征求其他一些人的看法。后来市里决定接办这个音乐会，而且要出色地完成任务。牛乃文同志在那几个月的筹备过程中可谓头拱地了，到处都可看到他和音乐界的一些人士在一起谈创作、研究表演、排兵布阵、组织工作，俨然是音乐界的“总指挥”了。牛乃文同志表现了一个优秀的组织家、活动家、实干家的素质。可以说，他对整个哈夏音乐会乃至哈市其后二三十年音乐工作的腾飞是功不可没的。

　　第2届“哈夏”筹备期间，市领导都很重视，哈尔滨市委书记处书记林肖硖、郑依平都曾多次共同主持过筹委会。郑依平同志音乐素养很好，关键时刻一丝不苟，很严厉。记得离第2届“哈夏”开幕不到一个小时，他把开幕词给否了。林福本、唐乃智两位省、市音协秘书长急得满头大汗找到我家，当时我正在吃饭，只好放下碗筷，用最快的速度来个“急就篇”，再审时总算过了关。

　　哈尔滨干部业余合唱团

　　第2届“哈夏”开幕式上，大幕一拉开——站在合唱台上的是80多位从36岁到68岁的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同志，他们是省、市爱好音乐的局级干部、副省长和将军们。在刘居英少将的指挥下，以嘹亮、铿锵之声唱出了《东方红》、《在太行山上》、《八路军进行曲》等歌曲，顿时台下掌声雷动，全场为之沸腾！

　　提议组建哈尔滨干部业余合唱团的是时任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的陈沂同志。他原是解放军文化部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贬到黑龙江来。他虽身处逆境但工作起来仍是生龙活虎、干劲十足。一次在开筹委会时因中间休息时间稍长，他立即不讲情面地向主持人建议“时间过了，该开会了”。还有一次在哈尔滨旅行社开创作会议，本来没请他，他却主动找上门来，“我是毛遂自荐，不请自到呵！大家一起出主意嘛！”表现了一个永不褪色的将军风度。

　　刘居英少将当时是国家和军队最高学府之一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是一位儒将，具有很高的音乐素养，所以他就被选为指挥。由于他对歌曲有着深刻的理解，又加之风度翩翩、体魄健壮，使得他的指挥极富感染力和号召力。会后，外地专家说，听了干部业余合唱团的演唱，就知道你们的音乐活动是开展得多么好了，这是干部带头嘛。

　　然而，由于具体工作人员的疏忽，工作没协调好，竟没安排老干部合唱团观看座位，气得刘居英说，“你告诉欧阳钦（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我要坐在他脑袋上！”我们知道，他们之间一贯关系很好，这是开玩笑，但也吓了一大跳，这是工作失误。后来还是牛乃文同志出面给他们解决了座位。

　　第2届哈夏音乐会历时12天，每天平均3个场地同时演出，最多的一天7个场地同时演出，这是哈尔滨市也是黑龙江省空前的一次规模盛大的音乐会，当年与羊城音乐花会、上海之春音乐会并称为全国三大音乐盛会。外地音乐工作者为我市能有这样众多热情的观众而惊叹不己。著名诗人臧克家、严辰、吴越，哈尔滨市市长吕其恩当时都曾赋诗赞颂盛会。

　　由于这届音乐会坚持了勤俭节约，在经济上做到了收支平衡，没要国家补贴。

　　第2届哈夏音乐会结束后，大家总结音乐会之所以能够取得很大成绩，是因为贯彻执行了党的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结果。

　　（第3届“哈夏”）一条“红线”串起来的“哈夏”

　　由于第3届“哈夏”是在“加强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的形势下举行的，所以，在指导思想上强调了“发挥音乐艺术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斗志和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更好地贯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明确要求要以高唱革命歌曲为主，包括传统革命歌曲和亚非拉丁美洲革命歌曲在内。后来有人评价说，第3届哈夏音乐会是一次最广泛、最盛大的革命歌曲赛歌会。其中，闭幕式上搞的轰轰烈烈的万人歌咏大会给人印象最深刻，成为那个年代哈尔滨市群众业余爱好者音乐活动最集中、最广泛的一次大检阅。

　　为了办好这台万人歌咏大会，除了《国歌》、《国际歌》必唱歌曲外，哈尔滨市文联还推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高举革命大旗》、《接过雷锋的枪》、《南京路上好八连》、《一条大道在眼前》、《我要做个好社员》等6首革命歌曲，要求选唱2—3首。为了让大家尽快学会唱这6首歌，广播电台每天在节目中增加了教唱新推荐的6首革命歌曲的节目和时间。市、区文化馆采取短期训练班、传授站和深入基层辅导等多种方法，教唱革命歌曲。全市专业音乐团体和业余音乐队伍抓紧时间排练节目，一些专业音乐工作者除了自己加紧练习以外，还组成了教歌辅导小组，到工厂、学校辅导群众练唱革命歌曲。

　　为了迎接万人歌咏大会，城市各人民公社全都积极行动起来，许多领导干部和群众一起高唱革命歌曲。哈尔滨车辆厂成立了一个有党委副书记、副厂长张侠、副书记杨广滨、副厂长韩树祥等干部参加的合唱队，他们率先学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东方红》等革命歌曲，然后，向全厂倡议开展歌咏比赛。在他们的带动下，各车间和科室相继组织了歌咏队，革命歌声唱响全厂。在各车间歌咏队的成员中，40岁以上的老工人一般都占三分之一左右，著名的劳动模范苏广铭、滕凤昌等人都成了积极的歌咏队员。

　　哈尔滨工业大学有一个干部老师合唱团，成员都是各系的领导干部和老教师。合唱团团长、校党委副书记刘振堂是一位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他不仅积极参加每次的活动，还把长征时期流传的红军歌曲唱出来，请别人记谱，教给大家。副教授卢国琦还拿出了他珍藏了20多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歌片儿，供合唱团选唱。

　　那段日子，高唱革命歌曲成了哈尔滨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职工、学生、干部子女、红领巾、老教授都在引吭高歌，工厂、学校、公园里、街道上、集会场合，处处歌声飞扬。上千个歌咏队组织起来，一首又一首革命歌曲传唱开来，全市性的群众赛歌大会规模一次比一次大。

　　万人歌咏大会定于1963年7月14日18时30分在南岗文化公园开幕。可是那一天眼瞅着就要开演了，天空忽然乌云密布下起了雨。一时间，我们大家都没了主意。但郑依平书记却稳若泰山，告诉大家不要慌，要沉着。恰好一会儿雨就停了，没有影响开幕式的进行。

　　雨停了，激动人心的万人歌咏大会如期举行。各区公社以及部队和铁路地区组织的群众歌队早已聚集到会场：道里公社组织2400人，道外公社组织1500人，南岗奋斗公社组织2500人（其中包括1000人的妇女歌队），动力之乡公社组织1500人，太平公社组织500人，哈铁地区组织1000人，部队组织1000人。

　　哈尔滨市副市长胡传经同志在万人歌咏大会上做了简短有力的讲话，他说，这是一次用歌声表达人民群众反对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大会，是一次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支援世界人民革命运动的歌咏大会。革命的音乐艺术是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全世界人民正处在巨大的人民革命时代，需要高唱反帝的战歌、高唱革命的战歌。今天要唱的，是反帝的歌、革命的歌，敌人害怕这些歌，我们喜欢这些歌！

　　这段简短有力的讲话一下子点燃了现场群众的激情。包括有老干部参加的400多人组成的哈尔滨市人委机关干部业余合唱团，坚强有力地演唱了《无产阶级硬骨头》。台上的歌声一落，台下邀歌、对歌的声浪四起，群情激昂，革命歌声震荡全场。当时的副市长王立疆在台上唱完《东方红》、《无产阶级硬骨头》，下台后便跟附近的歌队热烈地拉起歌来。

　　在群众歌队里，有著名的劳动模范、红旗手，有青年职工和刚入伍的解放军战士，有经受过无数次革命战火洗礼的老干部，有稚气未退的小学生。他们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尽情地讴歌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讴歌三面红旗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讴歌时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最后全场起立，同哈尔滨歌剧院合唱队一起高唱《国际歌》。

　　万人歌咏大会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后来有人把第3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称作是哈尔滨人民高唱革命歌曲活动的一次规模盛大的汇报演出，凸显了时代精神，听后产生一股力量，是一条红线串起来的。

　　（第4届）《大海航行靠舵手》唱遍全国

　　第4届哈夏音乐会1964年7月17日在青年宫开幕，基本上是沿着第3届的路子和规模，为政治服务的色彩更浓了。

　　1964年，正处于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时期，为“社会主义教育”而新创作的作品占70%，是历届哈夏新创作最多的一年。这一届上演的新作品主要有《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公社四季好风光》、《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思想就是好》。其中，王双印演唱的、郁文作词、双印作曲的《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后来被改名为《大海航行靠舵手》，在《红旗》上发表，唱遍全国及100多个国家（《红旗》在发表该歌曲前，因辽宁秦咏诚提出与他创作的《我为祖国献石油》有相似部分，为求证是否有抄袭行为，《红旗》曾来函要哈尔滨市委作出回答，市委责成市音协作出鉴定，我代表市音协作出的鉴定是虽有影响，但两首作品均可独立存在）。

　　在第4届哈夏音乐会上，首次举办了汉族、朝鲜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赫哲族等7个民族农村社员民歌民乐专场。闭幕式以“做革命人唱革命歌”为题进行了联合演出，音乐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又向前迈了一步。

　　第5届哈夏音乐会1965年8月2日在哈尔滨青年宫开幕，21日闭幕，历时20天。这届“哈夏”是由黑龙江省主办的，第一次举办了全省规模音乐舞蹈观摩演出会，参加演出的单位包括刚刚划归松花江专区的8个县、齐齐哈尔、伊春林区、嫩江、绥化、牡丹江、合江、黑河专区及省歌舞团等9个观摩演出团。哈市是作为一个演出团参加的，上演的新作品主要有《抗美援越组歌》、《反帝风暴》、《我是贫农好后代》、《时刻准备着》等。

　　“文革”中被批成牛鬼蛇神大合唱、“反革命事件”

　　1966年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年。然而，早在1964年4月，就已从内部对“哈夏”特别是第2届哈夏音乐会进行批判。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大合唱，最后升级为“反革命事件”。主办第2届哈夏音乐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郑依平、牛乃文、沙青都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走资派”、“反革命分子”，遭到了残酷的批斗和迫害。参加演出的许多著名演员也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批斗和迫害。不论经受了多么残酷的批斗、体罚，但他们在原则问题上——捍卫党的革命文艺路线和知识分子政策上都毫不妥协。上世纪80年代任仲夷（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到上海看望陈沂同志（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还称赞牛乃文同志，“文革中，数老牛的骨头最硬呀！”

　　由于这一年举办的第6届哈夏音乐会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指导下，所以，第6届“哈夏”是专为批判第2届“哈夏”、和第2届“哈夏”“对着干”的，是所谓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和资产阶级权威大示威、大反击的大会，是以工农兵为主体、工农兵登上文艺舞台、占领文化阵地的大会，是工农兵歌唱、歌唱工农兵的大会。第6届“哈夏”共演出160多场，有90多场是在工厂、农村、连队、广场上演出的。

　　从此，哈夏音乐会中断了。

　　“哈夏”平反 城市焕发青春

　　粉碎“四人帮”后的几年里，全党上下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各条战线都取得很大胜利。停办了12年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又重获新生。

　　1978年冬，东北三省文教书记会议确定为“哈夏”平反。根据这一精神，三省文化局和音协负责人于1979年2月5日至6月30日，两次在哈尔滨市召开会议，正式确定：恢复三省1962年音协主席、秘书长联席会议协议，继续举办三省音乐会，为哈夏音乐会、沈阳音乐周、长春音乐会平反，并决定首先举办第7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仍由三省联合举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主办。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领导对这届哈夏音乐会非常重视。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剑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元直6月下旬专门接见了“哈夏”负责人牛乃文、白韦、沙青、唐乃智，作出具体指导。7月6日，省委第二书记李力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德尊再次对上述负责人作出进一步指示。哈尔滨市委专门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哈夏”筹备工作。

　　1979年7月13日，第7届哈夏音乐会在省展览馆剧场开幕。开幕式上，第7届哈夏音乐会领导小组成员沙青代表领导小组为“哈夏”彻底平反，并重申哈夏音乐会的宗旨和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音乐艺术更好地坚持党的文艺方向，坚持双百方针，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繁荣音乐创作，活跃丰富人民的音乐生活，鼓舞人民的革命精神，使音乐工作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李凌代表中国音协向大会致贺词时激动地说，这次“哈夏”能够举行，是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的一个胜利成果，这不只是东北三省音乐界的大事，也是全国音乐界的一件大事，是东北三省音乐界进行新长征迈进的一步。

　　第7届哈夏音乐会共演出25台、73场，最多时每天8个场地同时演出，观众达11万人次，成为近十多年来我省空前的一次音乐盛会。观众熟悉的一些老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张权、仲伟、秋里、赵玉斋、李世荣、阎太山、魏启贤、罗天婵、郭颂等带着落实政策的喜悦竞相献艺，一大批后起之秀也都以精彩演出获得观众的欢迎。前来观摩的除辽宁、吉林的276人演出观摩团外，还有北京、上海、天津、湖北、湖南、广东、青海等地以及沈阳部队、广州部队、武汉部队等15个省市部队的同行。由于观摩人员大大超过预计数字，因此在接待购票方面一度出现混乱。

　　尤其难得的是，在第7届哈夏音乐会期间，一向惜墨如金的李凌充满激情地连续写了8篇文章发表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报纸上。他在评论这届“哈夏”时说，“哈夏”已点燃起音乐艺术的新长征的火种，对全国音乐界的思想解放具有一定的意义，是全国音乐界的一件大事。

　　中国新闻社记者在《中国新闻》报道说，“哈夏”的平反，像是哈尔滨得到了平反，城市恢复了青春。

　　由于“哈夏”中间停办了12年，为了记忆方便，从第8届起，“哈夏”改按年号顺序称呼，又因第8届完全是群众业余节目，故这届“哈夏”又称为1980年哈夏群众音乐会。这届音乐会是在港台流行歌曲开始流行之际举行的，完全以群众业余节目组成大型的音乐活动，这在哈夏音乐会史上尚属首次，在全国也没有先例，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观众欢迎，场场爆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文艺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哈夏”也随着时代的进步，一直向前走。作为“哈夏”组委会工作人员，我有幸亲眼见证“哈夏”的发展历程：1981年第9届哈夏音乐会，日本著名歌唱家加藤登纪子女士应邀参加；1982年第10届哈夏音乐会，明确提出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和自由化倾向的宗旨；1983年第11届哈夏群众音乐会，对当时国内音乐生活中某些不健康情趣进行了正面引导；1984年第12届哈夏音乐会，近10万群众走上江畔、公园、广场观看露天演出；1985年第13届哈夏音乐会，全国聂耳、冼星海声乐作品比赛在哈举办；1986年第14届哈夏音乐会坚持开放、搞活，成为国内外所瞩目的“大音乐节”；1987年第15届哈夏音乐会，哈尔滨少年宫小雪花艺术团第一次登上舞台引起很大反响；1988年第16届哈夏音乐会，将4项全国性比赛纳入演出计划。

　　1989年，我从哈尔滨市音协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但我对哈夏音乐会的热爱从未改变过。从1961年到2010年，哈尔滨能够坚持50年举办哈夏音乐会，这真是太了不起了。作为直接参与哈夏音乐会最多的“常委”，我觉得，哈夏音乐会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宝贵经历，更是这座城市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