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协委员、爱国人士马忠骏先生，生于1870年。马忠骏先生为官多年，颇有建树。只身舌战俄酋阻止俄军进攻，收编辽河绿林冯德麟，追缴吉林榷运局赃款，妥善处理“庆澜号”事件，热衷哈尔滨市政建设等等。后又激流勇退避居“遁园”，从事园艺、养殖。因拒绝出任伪满洲国官吏、资助抗日武装身陷囹圄,坚强不屈。日本投降后与哈尔滨党政领导相互接触，对共产党好感倍增，曾列名为李兆麟将军治丧并参加送葬。新中国建立后，他为自己“历经五朝，年逾八旬，躬逢盛世”而欢欣鼓舞，投入到社会主义事业中。本文节选自《哈尔滨文史资料》第五辑——辛培林同志整理的“马忠骏先生事略”。

　　不与日伪同流合污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马忠骏内心极其苦闷、忧愤，他说：“城郭今非昔，金缯富亦贫”。以抒发国破即是家亡之感。

　　当时，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投靠日本人，于9月27日在哈尔滨召集各界商量组织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并宣告该会成立。一些所谓遗老也大都趋炎附势，大肆活动，借机升官发财。而马忠骏却向张景惠交卸黑龙江省铁路交涉局的职务。由于张景惠忙于参加炮制伪满洲国的活动，又为了避免树敌过多，没有立即接收。于是马忠骏便将印鉴、护局用的枪支携带回家。他认为，同日寇勾结，给伪政权干事，这是卖国可耻的事。因此，他便销声匿迹，闭门不出，避日伪如蛇蝎，并嘱咐家人说：“有日本人或官府中的人来找我，就说我不在家”。

　　1932年3月9日，溥仪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伪政权为了利用马忠骏的名望扩大其影响，竭力拉他入伙。伪省长程志远委任他为伪省公署参议，遭到了马忠骏的严辞拒绝。

　　援助马占山抗日

　　日寇侵占东北过程中，马占山、冯占海等部爱国官兵高举抗日大旗，转战各地，同日寇进行了殊死的抵抗。马忠骏同他们有过联系，为他们捐过款。有一次，马家来了两个农民打扮的人，马忠骏一直把他们送走后，对自己身边的人说：这就是小个子（指马占山）的xx长，我把钱都给他们了。马忠骏和马占山是老世交，他称马占山为小个子。不料，这件事走漏了风声，日本人就抓住这个机会在1932年六七月间把他逮捕了。

　　身陷囹圄志不移

　　在抓马忠骏之前，日本宪兵先搜查了马忠骏的公馆，在他夫人的寝室里抄出两支短枪。日本宪兵搜到武器之后，说他反满抗日，就把他抓走了。其实，日寇抓他，主要是逼他当伪满大臣，抄出枪只不过是个借口。那时，哈尔滨各大公馆里都有护兵，都有枪。在宪兵队里，日寇审问他，威胁说：“私藏枪支，反满抗日，就是死罪！”他回签说：“年逾花甲，死不足惜？”日寇恼羞成怒，动了打，用鞭子抽了他的脸和胳膊，但他仍坚强不屈。日寇见威吓无效，又派汉奸给马忠骏透风，说日本人很看重他，如能合作，岂止当省长、大臣。然而，马忠骏不为高官厚禄所动，还采取了绝食行动，抗议日寇无理逮捕他。逼得日寇不得不允许家里人给他送饭，使他同家里取得了联系。他告诉家人：“出路只是种地，千万不能给鬼子干事！”“他们打我的躯体，打不着我的心，我和他们拼了，死也不干。我死后，你们决不许改变主意，千万不能给伪国当差；给伪国做事，就是给日本人做事！”

　　日本宪兵队对马忠骏同马占山的联系只是听说，并没有抓到把柄。马忠骏守口如瓶，态度很强硬。后来，伪满官员张焕相、熙洽等八人联名保释。再加上日寇也慑于马忠骏是东三省政界元老，有名望，加害于他，会激起民愤，无可奈何，只好趁保释的机会，叫马家用金子来赎。这时，马家已经没有资产，没有办法，只得把家眷们的手镯、耳环、戒指和小孩的兜链等都凑集起来，但还不够。又从亲戚、好友家里借来一些首饰，送到了日本宪兵队。马忠骏在狱中被扣押了二三个月，日寇看再也没有什么油水可榨了，才把他放了出来。被放出来时，他还说：“我不能给他们干事，将来头掉了也没关系，我不能叫儿女受牵连。以后把家搬到花园去，我种树种地度晚年”。

　　后来，每谈及他被捕入狱之事，他都说：“中国人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骨气，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精神。”他出狱后不久，“宁居乡里，不事日本”，全家便迁居遁园了。列入“要视察人”

　　伪满期间，日本特务机关的一种黑名册，叫“要视察人”，意思是要重点监视的人。马忠骏就是他们这个黑名册上有名的监视对象。所以，日本宪兵队把他放出来后，并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极密切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有个叫“朝见安邦”的日本人，以“为了学中国话”为借口，住在其家两年，实际上是视察马忠骏的。马家外人出入，他都一一记下，按期向宪兵队报告。马家花园离哈东抗日游击队活动的老山头很近，举目可望，日伪很不放心，又派来了一名特务，说是“为了学农业而来”，一直监视到光复。由于日本人经常派人来“关照”他，所以，他对他们从不以宾客相待，不让进正厅客房，不接不送，表明他对日本人之屑。

　　怒打日本兵

　　一次，一个过路的日本兵故意把他的马拴在挂着“爱护树木”牌子的苹果树上。马忠骏一看就火了，让日本兵解开，日本兵就是不解，还纵马啃树皮。马忠骏气愤至极，忍无可忍，抢起手杖打了日本兵。日本兵当然也不示弱，端起刺刀就要动武。这时，长期住在马家，以学习园艺为名，实则进行监视的那个日本人出来了，不知他和那个日本兵嘀咕了些什么，此事才算了结。事过之后，家里人都很害怕，马忠骏忿忿地说：“死了没关系，骑脖子拉屎不行！”

择婿重人品

　　1941年，伪满大臣韩云阶的老婆刚死了不久，他想娶马忠骏的女儿马淑芳为妻，马忠骏以马家小姐不能给人家当续弦为借口拒绝了。实际上，马忠骏是瞧不起伪满大臣的。当然，也是为了尊重女儿的意愿。当初，马忠骏招吴家琭（即吴玉如）为婿，吴也是个娶过亲的人，而且当时只是一个靠薪水过生活的人，职务不过是铁路监事会的秘书，但马忠骏却支持女儿和他自由恋爱。这两件事对比起来，说明马忠骏择婿不看门第重人品。

会见土肥原

　　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过去与马忠骏相识。1945年夏，他来哈尔滨时，要求与马忠骏会面叙旧，马忠骏无法拒绝，不得不去。于是，马忠骏让他的儿子马维圃在密士西餐馆等他，只身去哈尔滨大和旅馆去见土肥原。同土肥原见面后，寒暄一阵，马忠骏便告辞了。马忠骏到密士西餐馆见到了马维圃，告诉他说：“土肥原满口讲中日亲善，日满亲善，其实全是胡说八道，他要请我吃饭，派车送我，全被我谢绝了”。第二天，哈尔滨的日文报纸仍以“土肥原先生会见老友马忠骏先生”为标题，刊登了这一消息，消息中提到了马忠骏表示：“自己年迈，无力报效国家”之类的话。

广播大讲 “农家乐”

　　伪满期间，马忠骏身在遁园，可日伪报纸却无日不阅，每当从字里行间发现敌人日子难过的消息时，就高兴地讲：“兔子尾巴长不了”。　　　有一年的新年，哈尔滨的日伪电台为了粉饰太平，邀请马忠骏去做广播讲话。在推辞不得的情况下，他硬是不备文稿，届时电台又不好不让他讲，而他讲的题目竟是：“农家乐”。开头第一句话说：“我遁园老农是也”，接着便大讲特讲什么“小孩上树……驴打滚……”，既无什么“东亚共荣”，也没有“日满协和”，更不说一句给日伪拜年的话。日本鬼子看他离题万里，没等他讲完就把广播停了下来，改放歌曲了，日寇的圈套未能得逞。他回家后说：“我如来佛还斗不过孙猴子，鬼子王八蛋又没斗过我”。说罢，哈哈大笑。他感到自己同日伪的斗争又取得了一次胜利。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是中国人”，在今天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在伪满洲国，谁要说自己是中国人，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在那时，大人敢怒而又不敢言，许多小孩只知道自己是满洲国人。可是，马忠骏却一直教诲他的子女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使他们在那黑暗的年代里，从孩提时代起，就铭记着“我们是中国人”，懂得爱谁恨谁。

　　每年除夕之夜，马忠骏都要让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吃年饭，饭后即宣布过年、放假，大家都兴致勃勃地玩，不愿意去睡觉。而马忠骏不但不玩，反而比平时更早就寝，来表示国土沦丧的悲痛心情。正月初五，他又把全家聚到一起，对孩子们说：“孩子们，不要忘了，我们是中国家人，是炎黄子孙，日本人漂洋过海抢占我们中国人的土地，奸淫烧杀，无所不为，他们是侵略者，是强盗，他们是短命的，长不了。我是中国人，绝不向奴役我们的侵略者屈服，绝不卖国求荣，助纣为虐，也绝不允许我的孩子去做强盗的帮凶，为虎作伥，因为你们也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就要保持中华民族的气节，就要对祖国忠贞不渝！”他年年如此教导一番。

　　1943年，其子马维圃在哈尔滨第一国民高等学校学习时，学校招生留日学生。马维圃为了学习技术参加了报考，并被录取。马忠骏知道后，大发雷霆，骂道：“你也想领个穿呱嗒板的女人回来（当时长春大汉奸的子女留学日本时，大都娶个日本女人做老婆，当时很时髦），这办不到！你别忘了你的祖宗，你是中国人！”马维圃见父亲火了，连忙跪下，说明了留学日本的目的，这样，马忠骏才允许他去日本留学。

　　1945年春，马维圃回国后，20岁，正适合伪满洲国的征兵年龄。当时，哈尔滨香坊宪兵队派人对马忠骏说：“你的第十一个儿子如果能到我们那里工作，就可以免服兵役”。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条件，可马忠骏并没有同意。过了些天，又来了一名宪补（中国人，比日本宪兵身份低）催促，马忠骏仍没同意。当天晚上，马忠骏看见马维圃时，猛一拍桌子说：“你不能去，你要敢去干那伤天害理的事，以后再不许你进马家的门！”马维圃连忙发誓：“永远记住您老人家的话，决不去干宪兵队”。这样，马忠骏的怒气才渐渐地平息下来。

　　马忠骏还让他的长子马维邦、次子马维方和长孙女马佩琏等到克山种地，过农家生活。他认为“举家齐下野”，就是他对日伪的最大反抗。

　　信任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