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前，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与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央航”）在香港起义，脱离了国民党的统治。“两航”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成功的爱国主义革命斗争。我有幸参加了“两航”起义，起义给我一个崭新的人生旅程，它是独一无二的、正确的人生旅程。
1932年2月我出生在上海，我满月后，母亲用本应喂养我的乳汁去换钱养家，我便被寄养在乡下。在1948年初，国民党为挽救垂危王朝，违背自己规定独子不抽丁的承诺，大肆抓丁补充军队缺员。我为躲避抽丁来上海父母处，住在父母东家的佣工房，成了比我年小的两位少东家的使唤小奴。
1948年5月在堂兄的帮忙下，我进入上海龙华机场中央航空公司作学徒工。在该年底公司南迁，父母虽舍不得我，但考虑房无片瓦，地无立锥之地，只有让我随公司走，才有碗饭吃。如此在1948年底我住进白云机场集体宿舍。在广州那段日子里，我深深体验生活艰辛，物价一日数涨，早晨够4个人吃饭的钱到晚上只够两人了。算计不好就得饿肚皮，对一个初离父母的我是一言难尽。
1949年随着央航公司迁到香港后，心中总是有一种失落感、孤独感。信不能通，不知道父母怎样状况，像在隔绝在两个世界一样。那时只有埋头干活，事业和前途都是渺茫。
上海解放后，中共华东局向中央军委写了《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提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建议。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作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决策。有关人员到达香港后，与港澳工委和香港地下党取得联系，组成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周恩来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两航起义问题，起义工作核心小组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我对两航起义的重大意义认识得还不够深刻，灌入我耳中的是各类议论。但是我牢记一句话，参加拥护起义人员，可以返回上海，返回祖国大陆，不用再过漂泊的日子了。我知道上海已经解放了，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垮台了，从此全国人民将跟着共产党建设新的国家。我和我的全家，乃至全国劳苦大众都吃透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苦头。我下了决心，回到大陆，跟共产党走。我已知在上海解放前夕父母已回乡下，从人们议论中猜想着父母在乡下已经分有土地，生活有着落。当时有多种势力在争取两航公司，国民党方面在加紧监视着员工，缅甸、泰国的航空公司也来拉拢我们。当时我唯一的信念就是坚决回家！当工会号召员工起义时，我坚决响应，以起义者的身份去签了名。之后我和起义的员工们投入了护航斗争，昼夜在机场执勤巡逻，保证飞机的安全。
1949年11月9日
6时，两个航空公司起义，12架飞机陆续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12时15分第一架飞机到达北京。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电贺两航经理刘敬宜、陈卓林和两航员工，赞扬其“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两航起义对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是一个重大打击，切断了国民党政权的西南空中运输线，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条件，加速了解放全国大陆的进程。
起义后，中央人民政府民航局即着手两航留港、澳人员复员事宜。复员路线是，中航天津，央航广州。1950年1月16日，我与央航同仁在九龙乘上去罗湖桥火车，在罗湖桥换乘去广州火车。一路上，我们的列车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扫射，他们对要回家的人置于死地，把我们这些人称之为“叛徒”。当时解放军派出了部队对我们进行保护，火车司机也非常机灵地躲闪着轰炸和扫射，使得我们复员人员安全到达了目的地。这一切使我更加认清了国民党的嘴脸。火车到广州已是晚上，我与同仁街上一游，行人稀少，商场关店多，一片萧条，时不时听到远处轰炸声，警报声。街面上不少解放军在巡逻，维持治安，人特和气，与国民党的宪兵截然两样，使我对解放军有了好非常好的印象。
大约到广州第二天，陈卓林总经理同一些穿灰色棉制服干部在旅店门口接见首批复员广州的同仁，我在其中。陈总一句话，使我铭记终生，陈总说我将你们带出去的，现在又带回来了。我即写信回乡，向报告父母归来的喜讯。
春节过后，我被安排到天河机场轮训队成为首批学员。不久我被抽调到天河机场机航课“三反”工作组，后来又被派去广州市“五反”工作队。“三、五反”运动后，我可以留在广州，但考虑自己技术不精，便申请去修理厂锻炼。1952年8月我调到太原民航局修理厂螺旋桨车间工作。约在该年11月份左右，哈尔滨飞机修理厂以备从苏联引进中型轰炸机，向太原修理厂要螺旋桨工。最后沈尧康、陈介琦、叶跃东、赵畏三和我，共五人于1953年4月调入哈尔滨飞机修理厂。哈飞螺旋桨车间成立，我们五人除沈尧康调试飞站，我们四人干老本行，各任一组之长，我是平衡、配套总装组。当时苏式螺旋桨的平衡与美式螺旋桨不一样，是分整体平衡。要平衡高、低距，有时低距合格，高距不行，尤其三叶螺旋桨。我去找苏联专家技术解决，专家摊开两双手无办法，只有报废。我当时利用同台桨叶，或1#换3#，2#换1#，如此达到高、低距满足了平衡差，然后进行几何矫正。角度测量合格后，再进行静平衡。如此为国家创造了财富，也得到苏专家认可。在1956年苏专家撤走回国，紧紧握住我的手竖大拇指。当年，我被定级为三级技术员，任车间工艺员。
我作为两航起义人员，多年来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1982年，工厂党委、统战部推荐我进入哈尔滨市政协任第六届市政协委员，至今已连任六届。近三十年政协工作使我在政治上更加成熟。1980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6年退休。我在生产岗位和政协这个舞台充分发挥了一个中共党员作用，内心得到了安慰。“文革”身心受重创，我毫无记恨之心，想到我是两航起义人员，我爱国，我爱母亲，我不能忘记是共产党抚育我的。想到这些，我非常感谢党。我也为我们的国家的飞速发展和繁荣昌盛感到自豪。
